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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在前一陣子剛剛因為抵制奧運會把全世界都罵了一遍之后，立即的轉變了身姿，開始抵制起法國的超級市場Carrefour（家樂福）了。其實由這意見事情向上算起，中國人本身還是非常熱愛抵制（或boycott）這種行為的。中國人抵制過洋貨，然后專司抵制過日貨。現在，中國人開始抵制法貨。從網路上看到的一些報道和照片說，中國人民除了紛紛發短消息互相激勵之外，還有熱血澎湃的人們，專組織了人群來到各大家樂福商店的門口，給入場購物的人施加壓力。可惜的是，中國人向來熱愛抵制，熱愛的恐怕僅僅是口頭。熱鬧了一番之后，該怎么樣還是怎么樣。
我才不想裝出一番大國主義的高風亮節，跑出來用所謂的經濟學的角度，來掩蓋真心里頭的那點子小肚雞腸的自卑心，來呼吁大家不用抵制家樂福。我也無所謂家樂福是不是哪天就因為中國人都不來買東西就倒閉了（當然倒閉不了）。家樂福的事件，連同之前的王千源事件，使我很容易的聯想到了六四時候和1979年代延續到80年代中的英國罷工。這許多事件，和這許多事件中表現出來的一個共通點，就是所謂的“互相洗腦”。一群人中，不允許一點點不同意見的發生，否則即是要作為背叛者被處以精神甚至肉體的刑罰。另一個共通點，即是這樣的事情，多是在共產的國家，或者是自由國家的共產團體中才會產生的。
我看過一部講述六四事件前后的記錄片，名為《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中文譯名為《天安門》），創作者是一位叫做Carma Hinton的美國人。其實本來，我并不認為意見和觀點總是該從說話人的身份來理解。但是總有人可以因此胡亂的揣測，甚至可以從人喜歡吃什么，來猜出人的性別。這樣的技能，我是不具有的。但是在這里，我還是簡單的說明，以避免無端的指責。Hinton出生在中國，在中國人的學校上學，直到20多歲離開美國。她的第一語言是中文。（實際上此紀錄片的中文版本的解說，依我從口音的評判，應是她本人。她在接受一個美國的電視節目采訪的時候，可以明顯的發覺她的英文反倒是帶著大股的京腔。）所以她對中國的理解是極其深入的。但是同時因為她生活在一個美國人的家庭里，她能夠從小到大從一個外人的角度來看待她周圍的人和環境。這部紀錄片遭受了六四事件的兩方面的同時的詰責——六四事件的逃亡學生們，認為這是對學生運動的抹黑；另一方面的保皇黨們，則認為是對學生運動的歌頌。我想，這正是這部片子所值得細思的地方——它觸痛了中國人最內心的那一小片地方。
我記得柏楊在他寫的《丑陋的中國人》里頭也名列了這一個罪狀。六四時候北京的大學生們罷課，并不曾有投票選舉做出決定。學生們成立糾察隊，封鎖教學樓，威脅希望上課的學生。紀錄片中出現的一位當時在北京教學的老師，名叫梁曉燕的，實在是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國人。她在影片采訪中說：
五月八号，我们学校高自联的几个头头到我家里来，抱怨另外一批同学还要去上课。他们要组织纠察队伍把学校的教学楼封起来，不让那些同学去上课。
当时我就说，你们不是要民主吗？民主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每个人有他的选择权利。你们剥夺别人的选择权力，我说，我当时还开了个玩笑，我笑着对他们说，这和共产党剥夺了你们的权利有什么不一样呢？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话来说服我，但是他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那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弄呢？
因为在中国所有的事情最后都要靠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我不许别人做什么，才得以我把这个事情做成了。
其實她的最末一句話也并不正確。這樣的事情，絕非是中國的專利。與其說是中國人的病中的一例，不妨說是馬列斯的通病。這里就要講到另外一個故事了。故事發生在1979年到1985年的英國。主角是共產的礦工工會。
1979年，英國度過了一個經濟蕭條下的“winter of discontent”。老百姓的日子過得很苦，但是各大公會紛紛的罷工，給居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垃圾沒有人掃，沒有電，醫院和急救車罷工，得病了只能等死，連死了都沒法子——因為墓地的工作人員也罷工了。民眾的憤怒使得右派的撒切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獲得選舉勝利。她治療這個英國毛病的法子，就是消除社會主義經濟的思想，轉向市場經濟。這里我暫時不想多談這兩種政策經濟學的優劣，但是1984年-1985年英國煤礦工人工會的罷工，則是體現了這種“互相洗腦”的情況。工會的罷工，是工會頭子們決定的。一些會員要求投票決定，但是頭子們害怕大多數人不支持，壓制了這種聲音。工會組織罷工工人包圍礦場，阻止反對罷工的工人上工，以至于事情愈演愈烈，一位出租車司機義務的護送一位工人上工時，被罷工者群起圍攻，活活的殺死。
共產的工會，可以不顧別人的死活，罷醫院的工。他們也可以無視別人的表達自由，凡不同意我意見的，即處以精神和肉體的極刑。六四的學生，雖是當時中國人中敢于有異見的，但是在他們中間，同樣是不自覺的維持了這樣的舊習。時至今日，看之前的王之源事件和家樂福，并沒有什么兩樣，甚至可說是變本加厲。這些事情中間，難道沒有什么共通點嗎？
所以現在，中國人抵制法國的貨色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法國的一些思想，也許是中國最最要緊，最最缺乏，最最需要的。許多的讀者，甚至指責我本人即是勘平異見的。我并不責怪，因為這許多中國的讀者，本身還沒有從腦殘的后遺癥中回復歸來，尚且分不清楚什么是觀點，什么是強迫別人認同的propaganda。我表達我的意見，但從未觸犯別人表達異見的權利。任何的回復，甚至是人身攻擊的，我也一一保留。我所不齒和指摘的，是連同這一點基本的言論自由都不可容忍者。
所以先前出現了大量的爭議的時候，我在這個網頁的頭頂上，加上了我最愛的，法國的佛爾泰的一句話：“我并不同意您的話，但我誓死捍衛您說這話的權利。”但愿有一日，更多的中國人會懂得這句話里頭，一個作為人的榮耀。
【新聞鏈接】
《南方日報》昆明網友發起抵制行動，家樂福前：國旗堵門水瓶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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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之前所講過的，美國的媒體在最近的一個星期里開始逐漸的意識到，中國正在上升的國民情緒。從這一態度的改變上來看，我們可以知道，許多美國過去的“負面報道”傾向，實際上是來源于對中國民眾的某種錯誤的認識。近幾日非常惹人注目的一件事情，是CNN的一位嘉賓Jack Cafferty的幾句話。他在situation room的節目中提到道：“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 （他們五十年來一直是一群流氓混混），以及說“中國出產的大量質量低劣的垃圾”。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代表了他個人的觀點，在他說話的同時就有三位嘉賓同時在辯論。另外根據他個人的歷史和上下文來說，他指的也明顯的是中國的政府。（他本身對各個國家，包括美國的政府經常有非常激烈的批評。）在紐約時報的互動平臺上，有一位觀眾的留言，我認為非常代表了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對中國民眾的認識。
Jack Cafferty was 100% percent correct. The communist Chinese dictatorship that rules China is not ado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t all. They want to be free, just like the rest of us. And a Chinese Gorbachev is at […]

國際奧委會主席雅克羅格（Jacques Rogge），自西藏事件引發諸多國際批評中國政府的聲浪以來，鮮少有批評中國政府的評論。作為國際奧委會的主席，他盡可能的遠離國際政治，而期望能夠僅僅做好份內的工作。但是自圣火傳遞開始至今，所經過的三大城市，包括倫敦、巴黎和三藩市，均受到了強烈的國際反彈。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媒體在報道圣火受阻一事時所進行的新聞加工，意圖是非常明顯的。受到的擾亂是“少數的”，責任也在“藏獨分子”和少部分“國際反華分子”頭上。但是就世界多方媒體的報道和電視畫面來看，反對者絕非“少數藏獨分子”那樣簡單。特別在巴黎這樣具有深厚的民主運動傳統的城市，圣火到來的那天有無數的普通巴黎市民，加入反對的浪潮。我想，流亡在國外的西藏人，總共加起來也不過那么多人。記得胡錦濤在訪問耶魯的時候，反對者中的藏人，也只有寥寥幾面旗幟。若是真的如同政府的媒體所說的那樣，那么恐怕圣火也不需要有上百的軍警包圍，或者是在三藩的傳遞活動中秘密改道，甩下所有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和媒體，匆匆忙忙的跑完了事。
正是因為火炬傳遞中所凸顯的民眾的反對，引致羅格的表態。羅格星期四（4月10日）在北京回答記者提問時，對奧運圣火受到大規模的抵制作了以下評論。他敦促北京政府尊重其改善人權狀況的“道德責任”，并且敦促中國政府增加透明度，增加新聞媒介在中國境內報道的自由度，但他也反對以暴力攻擊奧運圣火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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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官方媒體，在西藏問題漸漸平息之后，立刻開始了新一波的對達賴喇嘛的宣傳攻勢。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我們先做一個重大的讓步，即并不考慮達賴喇嘛在西藏暴亂中是否起到了直接的煽動作用。假使達賴喇嘛作為藏傳佛教精神領袖，確實對一開始的和平示威有暗示或者默許，但是就事前事后中國政府對西藏事件的解決來看，確實凸顯了中國領導層中存在的思維僵化和行動遲緩的癥候。實際上類似的對達賴喇嘛的大規模抹黑和在報道打砸搶中，刻意將罪責全盤加在藏族人和僧侶的頭上，決無助于情境的改善。甚至令人非常擔心的是，是否會因為中國共產黨習慣性的這種先戴高帽，再掄大棒的做法，而使事情愈發復雜，甚至要威脅到中國政府苦心經營多年的奧運會時期的整體形象。
達賴喇嘛作為西藏的政教領袖，在西藏人心目中的位置絕不可小視。作為中國政府的國際惡評中的一項，就是對宗教自由的限制。在西藏最初的藏人暴動，1989年，和今次的三次大規模的騷動，均體現了經過許多年，嘗試對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影響進行淡化和清洗，并不可能改變這個千百年來沿襲的政治、宗教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藏人和西藏的概念，是一個地理、政治和宗教緊密結合的概念。如同猶太人一樣，宗教和種族身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在官方態度上承認宗教自由的同時，又試圖清洗宗教在西藏社會中的位置，不僅僅不能夠實現，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加深藏漢民族矛盾，直接導致此次沖突的原因之一。新華社先前再次發表文章，聲稱從西藏寺廟中搜查出槍械武器。且不說在中國政府管轄的地盤上，和尚們能夠從政府的眼皮子底下大筆的進口槍械，把這樣大的一頂帽子隨便的扣在僧人的頭上，恐怕也是廣大信教的民眾所不能接受的。因此即使達賴喇嘛和他的隨扈們在此次西藏事件里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扣帽子的前面，中國的當局應當清楚的思考一下問題的根源所在，和處理問題的實際方法。一遇到類似的時間就拿起大批判的陳詞濫調，會不會因此一去無回，愈發的使問題難以解決。
我曾經同一位朋友討論過中國政府在對待達賴喇嘛的整體態度。我們的共識是，中國政府是否在等待達賴喇嘛圓寂，然后扶植自己的達賴喇嘛轉世靈童，然后逐漸的重新建立自己的影響。但是很多政治問題是不可以簡單的一等再等的。中國政府現在需要認識到的，是達賴喇嘛和他所代表的宗教對西藏人民的絕對重要性，并且逐漸嘗試用更開放，更靈活的姿態來解決此類問題，不僅能夠在不損及自身利益，同時能夠減少國際社會的抵制。許多受到西方社會的“民主國家”，實際上也并不比中國民主多少。但是抱著開放的態度，能夠獲得內外的支持，相應的改革也能夠更平滑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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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事件以來，許多中國人的關注的焦點在于西方媒體在此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許多中國人的腎上腺素激起的憤怒，直接的發泄在以CNN領頭的媒介上。網上有許多圖文具全的文章和視頻，抓到了許多西媒在報道西藏問題中出現的錯誤報道，甚至有人發起了一個叫做Anti-CNN的網路組織，來抗議CNN，和其他西方媒體的歪曲報道。我于是覺得很可笑也很奇怪的是，我們先不要討論這種“歪曲事實”是否有有意的政治目的。即使是有，為什么沒有人會搞一個Anti-人民日報或者是Anti-新華社或者Anti-CCTV的組織？這些個中國的官方喉舌，在篡改報道的手法上，難道沒有CNN在西藏事件中的來的更爐火純青嗎？
篡改報道對不對？當然不對。同樣不對的，還有不經查證，不問出處，對來源不負責任。但是在此次事件中，中國人從未問過這樣一個問題：即使我們同意西方媒體對中國帶有偏見，這種偏見的存在和產生是因何而起的？
西藏發生騷亂至今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直到昨天，中國政府才稍微松口，允許10位西方記者進入西藏采訪報道。在此之前，外媒的所有的報道都只有來源于身處西藏的外國游客和中國居民拍攝的圖片。有一點許多人都忽視的，是在許多被口誅筆伐的報道中，事實上都表明了未經核實的事實。其中也多半說明，未經核實的原因，是實在沒有核實的渠道。確實，我認為我們必須承認，發表未經核實的報道，本身在新聞道德層面是極具爭議性的。而這個爭議性在于，不能核實是否代表不能發布。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西藏問題這個全世界人都關注的，風口浪尖的議題，是否中國政府一日不允許西方媒介進入西藏，世界人民和中國人民就一日不得知道西藏究竟在發生生么樣的事情？西方媒體在報道西藏事件中，確實出現了大量的問題報道。但是從來沒有人仔細的反省一下，這個問題是究竟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在分析這些報道的時候，僅僅將問題一概推在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污蔑和偏見”上，是十分不明智的。
如果說西方社會普遍對中國存在偏見的話，那么我們首先要考慮，這樣的偏見是因為什么而造成的。我們如果反過來思考一下的話，如果說中國在三十、四十年前對美國存在同樣，或者更大的偏見的話，原因是缺乏全面的信息而造成的。我們不了解美國，于是就根據政府的描繪，把美國想象成張牙舞爪的怪獸。但是后來尼克松來了，我們知道美國人原來也是會笑的。今天的西藏問題，包括假設西方對中國存在的偏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對信息和媒體的控制而造成的。西藏事件發生之前，西藏就是西方人限制進入的區域。即使是要前往西藏旅游，也要特別申請入藏許可證，更不要說是媒體采訪。西藏事件剛剛發生，中國政府即全面封鎖信息，禁止西方媒體進入。那么我們可以想象，在長達二十多天的完全封閉信息時，身處界外的人如何不能聯想起1989年的六四事件？如果事情真的同中國政府說的那樣，不存在暴利鎮壓的情況，那么到底有什么事情不敢給世界看看，而需要遮遮掩掩的呢？中國政府要么是在隱瞞什么，要么就實在是蠢了一些——如果事情真的如官方的說法那樣，那么藏著掖著反而沒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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